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先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大大提高了科技在中国社会的地位，这些年以科技作为支柱，我们的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这也有力的佐证了邓先生论断的正确性。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科技为我们的生产实践提供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找到了关键问题的答案，进而促进了生产，加快了物质的积累，简单而言就是人们的生活更加富足了。另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也时常讨论文化这一话题，最常听到的是某某文化水平很高，很有文化。作为一个工科生，时常和专门的科研技术话题打交道，慢慢的把科技和文化两个词拿到一起来说，用句流行的话说就是——傻傻的分不清。最近的一些事情，让我对科技和文化两个词有一些新的看法（懂科技不代表有文化）。接下来，我从生活中的观察说起，谈谈科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时常出门的朋友都会对我们的交通状况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的出行过程中，我看到一些有意思的场景，比如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行人、两轮车、三轮车、四轮车总会争先恐后的努力前行，每一个个体都力争用最短的时间通过此处。如果我们把每个个体通过时间看作个体，而把路口所有个体通过的用时整个系综；那么这个现象正好与我在《优化：理发与学霸》这篇博文中想要讨论的问题一样，个体的局部优化是否就代表整个系综的整体优化。

简而言之，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当被观察交通系综中每个个体都希望用各自最高效的方式到达自己目的地，整个系综是否是最高效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可以借助科技力量来找到答案。比如，我们可以对这样一个现象进行实验。首先，我们设置出几套规则用来规范不同类型的个体（行人、两轮车、三轮车、四轮车）通过路口的方式；其次，针对这些规则，对不同规则下人群通过某路口的总时间进行测量。最终，在上述规则和测量数据的基础上，可以整合出一套最佳的方式，保证整个系综通过路口的时间最短。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比如，在一个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我们通过不同方向的红绿灯控制道路上的人群，进而使得交通井然有序。有没有红绿灯，人群的行为各不相同，这体现的是科技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世界上有很多交通路口，为了提升人们通过十字路口的速率，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可以是：为每一个十字路口建设起一个红绿灯装置。这可能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解决方法显得冰冷且没有文化。比如，现在很多朋友出行，他们最怕的事情是自己的违章行为被摄像头给拍摄到。换一句话来说，尽管我们安装了红绿灯，人们通过十字路口时，头脑中可能并不是告诉自己接下来我要按照交通灯的信号前进，而是观察是不是有摄像头，并希望能够躲过摄像头而快速通过路口。当然，我们不能说有这样想法的朋友没有文化，因为这是骂人的。他们应该被原谅，因为过分的强调科技使得人们把能够侥幸逃脱科技（摄像头）的监控为荣。

更为直白一点地说，通过科技的力量，我们找到了解决很多问题的好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有时候被没有被人们很好的利用，因为这些规则可能与人类本来的习惯（文化）相抵触，惯性使人们遵循不科学的思路继续前行。尽管，在敦促人们使用这些办法的问题上，科技也找到了一些方法，比如前面提到了，我们通过拍摄车辆的违规行为，然后对这些违规进行惩处，达到约束人们遵守交通规则的目的；但正如前面所说，这些方法仍然让人心存侥幸。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面的问题，使得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科技的成果，文化的建设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换一句话说，科技提供给我们的红绿灯为交通带来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我们就手足无措了。人们利己的本性使得大家都开始自顾自己的前行，而忘却了他人，最终让这些路口拥堵不堪。但是，如果社会的每一个人脑子里都真正的遵从交通规则，不管有没有红绿灯，都按照交通规则告诉我们的去做，那么道路拥堵现象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科技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实际问题时通过主观能动性发展起来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高效应用要求我们在已有的文化基础上嫁接上它的基因。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应该把文化的科技基因嫁接工作全面的开展起来。只有形成更为优良的社会行为文化氛围，科技才能发展的更快更好，相关的科技成果才能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