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全球化过程如何影响气候变化（其中对CO2排放的影响是特别受关注的问题）的论文汗牛充栋。乐观的学者（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1]和全球政体理论[2]）认为全球化会带来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使得关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实践在全球传播，从而使得全球碳排放量都下降；悲观的学者（例如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3]）认为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 DC）和不发达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y, LDC）的差别是根深蒂固的，发达国家会利用自己经济政治上的优势，在环境问题上压榨不发达国家，从而导致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异质化（不发达国家要承受更多）。
下面我首先简要介绍一下上面提到的三种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环境问题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这些问题可以经由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重构得以解决。很多观察和分析结果都支持这个理论，例如：（1）跨国公司往往来自先进的经济体，与本地的企业相比，它们对环境保护更有责任感，更多使用清洁和高效的能源，了解更多环保的技术和手段，可以帮助本地企业和政府提升自己的环保意识和能力[4][5]；（2）多国协议在环境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未来会如何不好说，因为美国的“退群行动”让很多这类协议受到了挑战）[6]；（3）全球化会让很多国家的环境政策从“命令+控制”的官僚体系变化为更加现代、智慧、创新的友好政策转变[7]；（4）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运动的勃兴，这些运动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的环境保护问题，都是有利的[8]；（5）现代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可以帮助有关环境的先进理念和文化在全球传播，这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有利的[9]。
全球政体理论（World Polity Theory）。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全球化会推动形成某种跨越国家和地区的关于环保问题的社会、政体和文化。这种“全球性的制度和文化”会让国家和地区把环境保护看成自己的核心功能——这显然对于环境保护是有利的。与此同时，全球性的非政府环保组织（Environmental international NGO，EINGO）数量激增，这些组织在设立环保标准、组织环保运动、建议有效政策、推动跨国协商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证分析显示EINGOs确实可以降低碳排放）[10]。最近Longhofer和Jorgenson[11]分析了79个国家从1970年到2009年的数据，发现深度参与了EINGOs活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的关联强度会随着时间变弱。另外，跨越国家的全球性的环保文化不再将环境问题仅仅看作占优势和有权力群体的兴趣，而是科学真理和每个人以及各种社会形态都应该关注的普适问题。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全球性的制度和文化”输出，也可以帮助它们找到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 Theory）。该理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去中心化和同质化只是一种虚幻，实际上原有的不平等和层次是根深蒂固无法去除的（也没有减弱）[12]。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看重经济发展，所以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活动转移环境压力。而“世界大同主义”的想法也在撤退，很多发达国家的基层民众有“只要不是在我后院”（not-in-my-backyard）的想法——核废料存放在哪里管我屁事，只要不放在我生活的社区就好了[13]。目前西方政坛民粹主义的大抬头肯定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自私的想法。两种最典型也最常被使用的转移环境压力的方法是：（1）通过全球贸易直接把废弃物运送给欠发达国家[14]；（2）将导致重度污染的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去[15]。最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号称要和加拿大“开战”，就是因为2013年至2014年间，共有103个集装箱的垃圾分批从加拿大被运往菲首都马尼拉。这其中包括家用垃圾、塑料瓶、塑料袋、报纸和使用过的成人尿布。截至2019年5月，还剩69个滞留港口，没有处理。基于1980-1998年间52个国家详细的生产和交易数据，de Melo和Grether的研究显示，OECD经济体中4/5的污染最重的工业都已经转移到了更穷的国家[16]。
在这三个理论中，前两个理论预测各个维度（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都会带给所有国家碳排放的降低，而第三个理论则认为，全球化会给发达国家带来环境的好处，而让欠发达国家遭受更多环境困扰。
我们希望通过相关的数据分析，就上述持续数十年的争论，给出更客观的判断。
利用世界银行公开的数据（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我们收集了214个国家1970-2014年间CO2排放的数量（按照平均每年每人排放了多少吨，每5年一个数据点）。与此同时，我们引用KOF全球化指数[17]（这个指数一直在更新，请见网页https://www.kof.ethz.ch/en/forecasts-and-indicators/indicators/kof-globalisation-index.html）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全球化水平，包括其整体水平，以及在三个最主要维度的全球化水平：经济（主要考虑的要素有经济流，例如国际贸易、海外直接投资、海外收入等，以及限制条款，例如进出口壁垒、关税、资本账户限制等）、政治（主要考虑领事馆数量、参加国际组织数量、在联合国各部门任职情况等）、文化（主要考虑个人国家文化交流，例如出国旅游、国际通话、居住海外的人口等，以及全球性文化的普及性，例如有多少麦当劳的点，有多少宜家店，进出口的图书的数量等等）。
因为有些国家数据不全，实际上分析了137个国家1970-2014年间的数据。有了这些数据，利用简单的回归分析，就可以得到不同年份全球化水平对于CO2排放量的影响——在每一个有CO2排放量的年份，看全球化水平和CO2排放量的关系，用Prais-Winsten回归方法（具体技术细节可以参考文献[18]）。
图1：全球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
图1是全球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其中DC和LDC分别指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划分标准也是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类（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1970年第一个蓝色的点是-0.069，意味着1%全球化的增加会带来0.069%CO2排放量的减少——虽然不足够显著，但这显然是好的。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几个要点：（1）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受全球化影响的差异很大；（2）发达国家在早期全球化程度越高，人均CO2排放量越大，全球化是要付出环境代价的；（3）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达国家变成了全球化程度越高，CO2排放量反而越少，而欠发达国家则变得相反，全球化程度越高，CO2排放量越大。由此可以推断，发达国家可能通过全球化，把一些环境压力转移到了欠发达国家。至少，全球化对于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从整体上而言，我们的数据分析更倾向于支持“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
图2：经济全球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
图3：政治全球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
图4：文化全球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
图2-4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问题就全球化对CO2排放量的影响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这方面的讨论在以前的研究中几乎没有）。我们注意到：（1）图1中DCs和LDCs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文化全球化的影响，相对而言经济和政治上的影响都比较小；（2）尽管不太显著，但是LDCs在政治全球化的图中所有的共享值都是负数，说明LDCs通过政治全球化是得利的——提高政治全球化是可以降低CO2排放量。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全球政体理论”，至少说明形成某种全球性的环保制度共识对于欠发达国家治理环境问题是有利的。
为什么文化全球化对于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反而不利呢？这实际上和“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基本思想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些文化的转移似乎和通过贸易和重污染生产基地转移带来的环境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个结论让我想起来一个糗百的段子：“小时候骑破自行车，吃咸菜，看着有钱人开小汽车，吃肉喝好酒，吸好烟，羡慕死了！长大以后拼命挣钱，终于开上车，吃上了肉，喝上酒了。NND有钱人又骑自行车，吃素，不吸烟了不喝酒了，还住农家院！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能不能通知我一声，我好在原地等你们！”所以，很可能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源自于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在欠发达国家中大受欢迎，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现代的、先进的生活方式（看看诸如《小时代》这样的影片，就可见一斑）[19]，而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流行的可能是环保主义和健康朴素生活了（低碳生活）。
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没有真正给出非常强的支持或者否定的结论（表面上特别支持“生态不平等交换理论”，但往深了看也不尽然）。但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数据和定量化的视角（不完全是口水和大嗓门），凸显了全球化过程在环境问题上对于不同类别国家不同的效果。尽管现在有一种很强的逆全球化趋势，但是我觉得全球化还是利多于弊，不过任何过程都会有牺牲者，要看这种牺牲是局部还是全局，如果我们只专注于自己牺牲的部分，那么全球化势必开倒车。
遗憾的是，我们分析的数据没有包括中国（中国数据缺失），国际上对于中国是穷国还是富国也有争议，所以没有办法给出适用于中国的结果。我注意到，不同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等领域（一般而言偏向技术的领域都有这个特点），一半的文章都有中国单位参与，一半的作者看名字都知道是华人。在可持续发展这个领域，有影响力的工作，甚至说主要的研究论文，基本都是海外的学者。可见，中国还在战斗中前进，看重术多于道！随着国家进一步从大国变成强国，这些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较为遥远的未来”，而无法直接产生利益的研究，应该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本文的第一作者王琰，来自中国大陆的周恩来学院，确有先生悲天悯人，愿为人先的风骨。
参考文献：
[1] A. P. J. Mol, G. Spaargaren,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in debate: A review, Environ. Politics 9 (2009) 17-49.
[2] J. W. Meyer, 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Annu. Rev. Sociol. 36 (2010) 1-20.
[3] J. Rice, 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ven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 Soc. Forces 85 (2007) 1369-1392.
[4] M. A. Cole, R. J. R. Elliott, E. Strobl,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firms: The role of foreign ownership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Ecol. Econ. 65 (2008) 53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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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 P. J. Mol,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Th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MIT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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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 de Melo, J.-M. Grether, Globalization and Dirty Industries: Do Pollution Havens Matter? In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Analyzing the Economics (R. E. Baldwin, L. A. Winters (Ed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167-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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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Y. Wang, T. Zhou, H. Chen, Z. Rong, Environmental Homogenization or Heterogenization?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1970-2014, Sustainability 11 (2019) 2752.
[19] H. Nguyen, Globalization, Consume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eens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J. Soc. Hist. 49 (2015) 4-19.
论文信息：
Yan Wang, Tao Zhou, Hao Chen, Zhihai Rong, Environmental Homogenization or Heterogenization?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1970-2014, Sustainability 11 (2019) 2752.
论文PDF免费下载链接：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1/10/2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