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子科大报2006年707期文章
发稿人：列别捷夫
列别捷夫简介：技术科学博士，莫斯科动力学院功勋教授，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技术功勋活动家。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出现了超高频电子学和微波技术，并获得广泛发展。在苏联，对这一科研方向联同其它两个最新领域—原子技术和火箭技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五十年代中国政府同样准备积极发展超高频电子学，但是，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放和革命胜利之后，急需帮助。
1956年夏天，苏联高教部建议我到中国去，目的是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培养中国电子工程和国民经济需要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我的工作性质，我适合做这件事，因为我从1954年秋季起就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电真空器件（现更名为“电子器件”）教研室讲授超高频技术和器件课程，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并担任若干名研究生指导教师。我同苏联的电子工业企业界和苏联科学院也有紧密联系。
早些时候，在1955年，上级领导曾以同样目的建议我到印度去，在孟买创办一所技术大学。那时我坚决的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继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
我可以坦率的承认我曾经因若干理由想过拒绝到中国出差。因为由于出差，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两年）内，搁置我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和工业界领导的我感兴趣和重要的研发工作。当时已经有一批结果允许我写博士论文，但长时间的工作中断，将使提交和答辩博士论文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根据国家之间的条约，我必须到中国去。我不得不同意去中国，并在暑假的一个半月里，写出博士论文并提交给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审阅。然后，我迅速地收拾行李，将妻子列别杰娃.维拉.伏拉基米洛夫娜和我们的小女儿留在莫斯科，在1956年8月底乘飞机前往我完全陌生的国家。当时从莫斯科到北京乘依尔12飞机需要飞两昼夜，经停7个中转站：喀山、斯维尔得洛夫、奥木斯科、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牙尔斯克、依尔库斯科和乌兰巴托。
苏联高教部事先告诉我，到了中国后我要讲授超高频技术和器件的课，还要在组织和开展科研工作中给予帮助。因此，我从莫斯科向北京发出一大箱行李，包括必要的波导和其它设备，某些仪器以及成套的设备和装置图纸，及一批学术文献。事实证明，这箱行李对于我在中国开展工作是非常有用的。
我是1956年8月30日到达北京的。北京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是新鲜的、陌生的和不熟悉的。很快来了一位令人喜欢的年青人——刘盛纲，他是195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陆钟祚教授领导的超高频电子系学生。这一时刻起，刘盛纲成了我的主要翻译。命运使我和他幸福地相处很长时间。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证明了刘盛纲的能力，他在我到达中国前的几个月里，受陆钟炸教授委托开始自学俄语，就开始担任我的翻译了。当时我还认识了两个年轻的中国教授——刘树杞和孔诗瑛，我同这两位教师友好地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孙诗瑛成为我的第二位翻译。之前，她是苏联科学院谢尔盖?阿尔卡基耶维奇?越克师恩斯基院士的翻译，越克师恩斯基院士是苏联电真空技术领导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