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子科大报2006年707期文章
发稿人：列别捷夫
一开始，我并没有马上在中国开始实质性工作。因为中国高教部和第二机械部（十局）对于我应在那个城市工作有不同的意见，并发生争论。起初，甚至有三个方案：北京、成都、南京。争论最大的方案是我们在南京还是在成都工作。中国著名的领导人王甲纲（他后来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和十局总工程师王世光讲了一些有利成都的话。当时在十局工作的顾问鲍利斯?尼克拉耶维奇?毛热耶维洛夫支持他们的观点。我记得很清楚，为了这件事我多次到位于北京王苏路的十局设计所。
但是中国高教部杨秀峰部长的决定有利于南京。在中国高教部的苏联顾问伏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阿尔赫波夫支持杨部长的意见，他认为，最好不要在成都一所新建的学院开展电子学的工作，而应该利用南京已有该专业的高校。当然，这个争论并非是他个人意见。看来，为了在成都创建和发展超高频电子学，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在中国的腹地（四川省）发展电子工业和发展国防工作紧密相关。
在北京经过若干次长时间会议之后，领导建议我和刘盛纲一起去成都再去南京实地看看，到底哪个地方有更合适的条件开展我的工作，以便中国领导人做最终的决定。
所有这些在中国出行和很多次的会议占用了大量时间。我本人得出结论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刚好在1956年9月建成，具有最佳的发展前景。当时已经有由莫斯科往北京到达成都的苏联专家，他担任过莫斯科电真空器件工厂总工程师，并兼任莫斯科动力学院教研室主任P.A.尼列恩杰尔教授。他和我一样支持成都。尽管如此，在同中国高教部多次交谈之后，他们仍然通知我尽快去南京，并在南京长期工作。我甚至撤消了我在北京的领事登记，他们为我和刘盛纲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但是在离开北京去南京的最后一天，通知我说，采取了另外一项决定：去成都，并在成都发展超高频电子学。我们不得不去退已购的北京——南京的火车票，并重新购买我与刘盛纲飞往重庆的机票（经停太原和西安），从重庆乘火车到成都，否则就得长时间等候下一班自重庆到成都的班机。
很有趣的是，在火车的同一节车厢里，遇到一组多家报社的苏联记者。其中包括刚刚发刊的《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记者，我们交谈了中国的成就和很多关于认识成都的非常正面的印象。这位记者回到莫斯科后，在该报1956年12月6日的报上发表了关于我们见面的特写。我夫人收到这份报纸（我们家订阅了该报），并将这份报纸保存至今（附件给出特写的译文片断）。这种报纸至今仍在发行，并且是俄罗斯最进步的报纸之一。今年7月，该报也将应祝发刊50周年，几乎同电子科技大学同时庆祝50岁的生日。
在结束上述过程之后，我终于在1956年10月21日同刘盛纲一起来到成都。此时，我未来的研究生、进修生和教师，从中国各地汇集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稍早时候另一位苏联专家伏拉基米尔?尤里维奇?罗金斯基从列宁格勒电工学院来到成电，他讲授无线电测量课，一年后来自梁赞电工学院的第三位苏联专家鲍利斯?依万诺维奇?布拉金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讲授无线电元件课。
开始在成都工作
吴立人校长和王甲纲副校长是创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领导人，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是电子专家，我认为他们是出色的党和国家的工作者。在苏联早期建立高等学院时，也有过类似情况，我记得我是1940年考入莫斯科动力学院一年级的，当时的校长就是一位党的工作者——依万?依万诺维奇?都特基。后来适合做科研组织工作的著名学者被任命为高校的校长和副校长。王甲纲是一位热情和很活跃的发展成电的支持者。正是他在中国教育部和二机部的争论中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许多年后，1990年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王甲刚，当时他躺在成都的一所医院里，他患了重病——中风。在成电同我进行很多合作的是两个系主任，他们是中国著名专家蒋葆增教授和顾德仁教授，还有刘树杞老师。我和他们不仅讨论系的教学计划，还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我记得同顾德仁教授深入广泛地讨论波导电动力学和电子光学的某些问题。但是同刘盛纲讨论了更加仔细和感兴趣的问题，尽管他还年青，但他不仅很快做了我的翻译，并成为很多讨论的参与者。我和他一起准备了我讲课的讲稿，由他译成中文，然后很快印刷出来，并分发给所有的听课者。他总是在教室里口译我的课，翻译听课者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这些课程每周两次，每次3小时，每周还有3、4小时关于上述课程讨论问题的答疑。因此,刘盛纲的负担是相当重的。尽管如此，还是决定让他成为我的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在准备中国第一批超高频技术和器件的科学技术博士论文。
在各次谈话和答疑中孙诗瑛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她的俄文很好，她听我的课并同其它研究生和进修生一起通过了所有的课程的考试，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孙诗瑛保持友好通信联系，据我所知，她做为上海大学教授，取得了不少成果。
稍晚时候，王祖耆从美国归来，他在L.S.Ware教授指导下，获得美国科学硕士。我同王祖耆的来往和友谊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他后来为另一所大学的校长。若干年后，在北京我们做为老朋友再次相见。
我给研究生、教师和从北京、南京、西安和其它城市来到成都的年青进修生讲课。除了刘盛纲外，研究生共有6人，他们工作很积极。他们拥有很好的基础知识，但这些知识需要加深和扩展。我怀着满意和尊敬的心情，回忆这些研究生们：关本康、张其劭、叶幼璋、曾绍箕、查春江、耒尧丰。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布置了单独的超高频器件和装置的课题，目的是创建新的实验装置，在众多的进修人员中（约40~60人），我特别记住了张克潜、周炳坤、裘明信、杨存皋、胡德钦、潘华章、袁榘、胡埃明、钱慰宗等。若干年后，我见到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高等学院的著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