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微信朋友圈中读到了下面转载的文章。一位朋友分享知乎的一个专栏——“如何评价李小文院士”，在该专栏的答案中，有人贴出了这篇文章。后来，经过搜索发现，大约一年前，戴德昌老师已经将这篇文章转载到了科学网的博文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9360-861250.html）。在这里我执意再一次转载它，并以此纪念这位观察得了社会，说得来实话的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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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行•李小文•

春节前后，我简短地回了一趟中国。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赞助我的一项计划开个头，同时去见我思念了四年多的年高的父母。

启程之前，一些朋友嘱咐我写下所见所闻，而他们可以通过阅读来缓解他们的思乡之苦。我答应了。可是后来才知道，把这些零碎的片断组织成有趣的文字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几番犹豫之后，想起朋友“爱弟”答应过帮我修改，才决定简单地把笔记凑一凑，最多重新推敲一下用词，尽量保持原貌。

一、飞机上的同路人

联合航空公司（联航）从波士顿到芝加哥这一段是美国国内的班机，所以直到转上从芝加哥到东京的班机时才真正感到是在回家了。超过一半的乘客是中国人，其中大部分说上海话，另有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也许是时逢春节，飞机上座无虚席。若在平时也这样，联航一定赚大钱了。许多中国乘客抱着孩子，大都是一到三岁的。这些孩子一定是第一次去见他们的爷爷奶奶吧。

虽然机舱很满，联航还是在非禁烟区为座位在禁烟区但想吸烟的乘客预备了两个座位。我坐在那儿和其他的烟客聊天。一个在马里兰某地餐馆打工的年轻人告诉我说，这是他自拿到绿卡后，连续第三年在春节时回家了。但和前两年不同，这次回去是要娶个老婆，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定下一门亲事。他接着叹了口气。

“怎么了？”我惊奇道，“那是好事啊！我应该祝贺你呢。”

“你不知道，你不明白。”他沉思着说。“你想想，凭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侍应生，可以吸引那么多的好姑娘，还可以从中挑选？还不就是一张绿卡！现在呢，那个鬼头保护法案把几十万张绿卡送给那些有学位的，我们之间还能有竞争么？而且如今在中国发财容易多了，我很多老同学都富了，花起钱来比我阔气得多。再有，也是因为那个鬼法案，那些靠绿卡娶来的老婆就要比过去等得更久才能动身。所有这些加起来，我怎么也不能再等再挑剔了。”

但他看起来还是快乐而健谈的。我妻子身边的一个上海女孩仿佛就没有这么高兴。她在美国已有十年，这是第一次回去看她同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授的父母。她在一所美国大学获得了学位，并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长得也漂亮，实在没有理由会这样寂寞而且消沉。我没有多问，只是偶尔听了一些她与我妻子的谈话。我猜她学习工作得太专心，以致一直没有遇见一位心中的王子。这次是不是回去相亲呢？我和妻都没好意思问。希望她现在已找到她的幸福。

那些说上海话和广东话的，在飞机到达东京时另搭别的班机，消失了。而去北京的飞机则空得很，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躺下来。我和一个吉林延边来的年轻渔夫聊上了。他说，近年来，很多台湾和南韩的渔业公司雇用年轻的中国人在他们的船上。由于语言的障碍，韩国船通常雇用延边来的人，但不一定非要是朝鲜族的。他自己就是汉族人，不过会说韩国话。这些被雇用的渔夫先坐飞机到新加坡，在那儿上船，然后驶到非洲、英格兰和秘鲁。订的合同是500天，其中在海上航行带些休息有50天，其他的450天就只是打鱼了。最后，当另一批合同工人到达后，他们就从利马飞到洛杉矶，再到东京。五百天中，他们没有假日或周末。一批十多个人中，每一个都很年轻，且无比的强壮。我想知道合同之中，他们工人能赚多少，而代理人又得多少。可他好像很不愿意回答。直到后来我才从《华夏文摘》那里得知这种收入可能算是国家机密，不应该多问。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二、机场的爱滋病毒检查

在飞机场只对中国人做爱滋病毒检查，是最让海外的学生学者受不了的。所以不久前，一些学生学者搞了个集体签名，上书政府，要求在中国人外国人平等对待的基础上，改变这一政策。据上书的发起人说，中国大使馆告诉他们，爱滋病毒检查的做法已有了修改，不管中国人外国人，所有人都应接受检查，或者显示一个合格的近期检查的结果。

当我们走到机场候机室的入口时，有人建议我们接受爱滋病毒的检查，避免将来可能会有的麻烦。于是我们来到付检查费的小办公室。柜台前挤了很多人，之中又有许多不断问着有关爱滋病毒检查的政策问题——例如谁该接受检查，而谁又可以免掉，等等。我问：“我们是一对在一起旅行的老夫老妻，而且我们只计划在中国逗留很短，是不会对公共健康造成任何威胁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免掉检查呢？”办公人员令我吃惊地反问了一句：“你们有绿卡吗？”我仿佛一下子泄了气，身高缩了三尺。“没有……”“那就交钱！”柜台后面的人命令道。

交钱之后（两个人二十美元），来到另一个验血的小屋。屋子里不到十个人。填完表后，我们排上队等着抽血。我注意到针头都没用过，所以应该是干净的，但装着抽血样品的试管放得有些乱。因为有两条队，所以如果有两个人同时被抽血，护士搞不好就会把标签贴错——其实她真的弄错了一次，不过她立刻就自己发现了。我不得不担心其他得了爱滋病毒的人的标签会贴到我的血样上。结果，当针头刺进我的皮肤，我突然大叫了一声。其实并没有那么痛，但我很想把自己的不愉快这样喊出来。还好，抽完血并给我的检查报告盖上章之后，我看到盖的是“阴性”二字。可是转念一想，我不由得又问那护士：“你怎么知道检查的结果是阴性？我的血样还在那儿，根本没做任何检验呢。”护士简单地说：“怎么，是阴性你不高兴啊？”“我，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护士接着答：“看这儿是怎么写的！结果要72小时后才会有效！如果我们发现是阳性，会根据表中填的地址及时通知你。如果你想更快地得到结果，可以留下电话。”“不用了。谢谢。”

我没有看到任何外国人接受检查，或是出示他们过去的检查结果。至于我的检查结果，后来从没有人要看，所以我一直就放在桌子上。也才发现，报告上甚至没有我的名字。

边境线和海关的检查好像比过去简单、容易多了。比如，五千块钱以下的现钞不必再上报。仿佛没有人在检查行李，除了行李要在输送带上通过监视器。不管怎样，对老实人来说，是容易多了。

我终于走出候机室，并和同事们握手。现在我又在北京了！当夜星光灿烂。

三、我所见的通货膨胀

第二天早上，我妻子出去买了些快餐早点，有包子。我惊喜地发现，那是四川包子，不是北京的。妻告诉我说，街边排列了好多卖快餐的小贩，包子、油条、油饼、馄饨，等等。这些私人摊贩必须在早上九点之前收摊。卖包子的那位从四川来，难怪有那熟悉的风味。

早饭后，我上街去转。我们楼前的超级市场叫“海中市场”，显然是“海淀区中关村市场”的简称。许多新饭店新商店找不到更聪明的法子来命名，而都用简称。于是有很多“科电”公司（中科院电子研究所），“科遗”饭店（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等等。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科遗饭店是遗传研究所和体委联合兴建的，所以本应该叫“遗体饭店”…
…

海中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由许多私人商贩组成的购物中心。过去他们都是沿街做生意的，但现在不再被允许。我们以前的安徽小保姆，如今就在市场里和她丈夫一起卖蔬菜。她好像并不在乎这样的变化：“租金付得起，在里面也比在外面日晒雨淋强。而且，”她接着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她在来北京之前订了婚，但后来不再想回去结婚——她再也受不了村里的那种日子。我们不好问她现在的丈夫是否就是以前的未婚夫。“你妹妹怎么样了？”妻问。“她还好。她逃出来了，现在在北京城里做事。”她的妹妹也曾经是一个小保姆，后来曾被人拐骗卖到黄河中游一带去。

我花三块钱买了一瓶二锅头，比四年前贵了一半；习水大曲是9.80元一瓶，泸州二曲2.50元一瓶。我又买了一包最贵的“红塔山”香烟，十二块钱，比以前贵了一倍。“凤凰”的价钱（一块三毛钱一包）倒是让我吃了一惊。87年之前我还在四川时，“凤凰”算是最豪华的牌子之一（大约七毛钱一包）。这牌子一定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了。

同时，美国香烟倒是比国产的红塔山要便宜。比如，万宝路是十块钱一包。有些朋友怀疑它们是假的。于是我亮出在飞机上买的免税的万宝路（十六美元一条，大约十四块钱一包），经过几位喷云老手的研究品尝，两种万宝路的品质味道都差不多。价钱竟会这样低，让我迷惑不解。

我很快又了解到，同一牌号的商品，在不同的商店里可以有不同的价钱。有些朋友对此不满，他们习惯了同货同价，而现在只好要学会比较价格。但最令人不满的还是充斥于高档名牌中的假货，如茅台、五粮液和万宝路。据说每二十瓶茅台中才有一瓶是真的。于是在朋友们相聚开一瓶茅台时，辨别一下真假已成为一种仪式。

中午饭，我们花了十六块钱买了一整只北京扒鸡。鸡蛋的价格是一斤2.70元，豆腐一斤1.20元（白的）或1.30元，挂面1.05元一斤。蔬菜供应非常充足。四川人最爱的豌豆尖卖到六块钱一斤，在我看到的蔬菜中是最贵的。黄瓜和番茄的价格相当合理，只是我没有记下确切的数字。水产品像对虾、螃蟹和乌龟，价格极为昂贵，据朋友说，超过一百元一斤。普通的淡水鱼（草鱼鲤鱼）通常是几块钱一斤，但实际价钱最说不准。方便面一元到一元八角一包，其中台湾的“康师傅即食面”最有名，也最贵（1.80元）。

谈谈书吧。我到私人书摊转了一转。受欢迎的杂志像那些文摘型的大约三四元一本，而同类型的报纸是三四毛钱一张（两开一张）。有裸体画面作封面的杂志则更贵，大致要十块钱到十二块钱一本。《李敖作品精选》的平装本是5.80元一集（共有四集）。《张治中回忆录》一本十六元。这本回忆录相当厚，有三百多页，其中有很多1946到1949年间国共和谈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从没读到过的。在这些书摊上，还可以找到一些禁书，像《废都》。我印象中被检查的《防左备忘录》也以一般的价格在出售。另有一些四川和湖南出的系列，相当有思想性，资料实在，口气也和“标准”的不太一样。我在中关村的新华书店里就找不到这一类书。

私人书摊上的一本畅销书是《邓朴方和康华》。基本上是一本辩护加吹捧的书，符合作者权延赤的一贯作风。但中间也有一些有趣的记载，像谭力夫和彭晓蒙的下落。年轻的一代也许不知道这些在文革中响当当的名字，但不必担心，因为另有一本《红卫兵秘录》（标价9.80元）载有这些大名，还有他们那些更为大名鼎鼎的父母。当你拿这两本书一起读时，非常有意思。

总的来说，这四年间的通货膨胀很明显，但我不觉得情形令人沮丧。高档货物的价格涨得比低档的快，所以像我这样的穷人还是可以尽心享受二锅头和“凤凰”，而那些大官自有他们花钱的地方——只要他们喝的是茅台而不是ｘＯ，花的钱最后还是流回到中国社会上。

除了美国香烟，唯一没有怎么涨价的是低档的卫生纸，以及施舍给乞丐的钱。我路上看见两个乞丐，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跪在街边，无言地把头埋在地上。我猜那是一种“长跪”吧。但她们的罐子里，只有零星的几枚硬币。

同事和朋友们并不很抱怨物价的膨胀，至少远没有88，89年时那样不满。一个原因也许是他们的工资升得比“红塔山”的价格要快。同事们——有些已升到正教授或更高——根据不同的级别与工龄，通常可以有每月五百到八百元的基本工资。如果通货膨胀能保持现下的速度的话，他们工资的调整应该超过了“红塔山”涨价的速度。

可是他们还有不满。问题之一是，他们缺乏挽留研究生的手段。毕业后的研究生可以很容易地在其他公司里一个月赚一千五到两千元。

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极度缺乏的研究基金和实验室保管费用。做为课题负责人，他们需要足够的钱来付给研究所各种各样的开销与杂费。同时，他们又要承担实验人员40%的工资及额外奖金。甚至，在研究生毕业之前，他们还要找到足够的钱以保证学生们能继续念下去，因为给学生的津贴实在太低。这些都是很值得忧虑的。

另外，如今这些课题负责人比过去有更大的权力来决定如何分配基金，所以压力也大了。他们不得不用部分研究基金来请各方面的关系、同事甚至学生吃饭，为的是将来能继续得到资助，也为了能鼓舞同事和学生。过去也有这样的“用研究的钱请客”，但现在，请客的压力、标准都猛涨了，似乎也更为便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如今的研究基金的争夺比过去要激烈得多。

四、领取研究基金

如果我尽谈自己的经历的话，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无趣。但有些朋友想知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金委）向海外学生学者提供研究基金的情况，而我除了亲身经历，实在没有别的可说。因此希望大家忍耐。

当我获取博士学位回国时，听说基金委对于归国博士的支持很有兴趣。于是就试了一下，87年初交了一份简短的申请，预料中地被通过了。次年写了一份更认真的申请，也被批准，并得到更多的钱。每个课题各持续三年。

我的第二个课题本是要在1989年开始，结果那年在北京进行科学研究的情况并不好，所以十一月间我又来到美国。离北京前，我为如何完成计划而担忧。我曾要求同事们不必管我，继续做下去。好在我的美国老板弄到一项由NSF（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同我那些基金委的课题合作。结果两项计划都圆满结束了，超出我的预料。

接着我国内的同事建议我再申请一笔基金来继续我们的研究与合作。这一次他们更加雄心勃勃，想尝试一项尖端课题。该项课题申请在一九九三年开始，并得到了很好的同行评论。但由于课题负责人（我）在美国，所以没有被通过。去年，基金委为了鼓励更多的海外学生学者回国做研究，考虑改变政策。同事们听说后就重新申请那项计划。这一次终于通过了，但在第一次计划会议上，我必须在场订出工作计划、时间安排和资金分配，否则的话，同事们还是拿不到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年一定得回国一趟，并受到同事们极其热烈的欢迎。

基金委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学生学者通过这样的途径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并不在乎回国的人有没有绿卡，而最重要的是课题的质量，以及国内的研究队伍能否通过合作从海外的课题负责人那里学到东西。地学部的代理负责人林海教授给了我他的电子邮址，欢迎海外的学生学者与他联系：Linhai%bepc2@Slacvx.bitnet。

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第一位国家干部向海外学者公开他的电子邮址，无论如何，这是应该受欢迎而不可误用的。我听到国内一位资深科学院院士警告另一位说：“千万别把电子邮址公开。——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信，像‘请帮个忙，给我妈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他们只是想把他们的长途电话费转到我的帐号上！”这种无聊的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只会让人对高科技产生惧怕。

我们学院的新指导徐教授也很热心地邀请海外学者到学院里去讲课或做研究。他想建成一所“公开学院”，任何合格的科学家，无论国籍、来处、现居哪里，都可以来。有一间装了空调的办公处就是为这样的宾客科学家准备的。不过很不幸，每当空调打开时，计算机中心的电源就断掉了。这个问题在我回美国的前几天解决掉了。

徐教授希望我能在学院里留上至少半年，但是我在波士顿的老板需要我在四月份前赶回去。我们最后决定，除了我那“冻结”的职称，其他大部分的事都能在三月中做好。我的行程于是就安排得很紧，只有五天的功夫回家乡一趟。我们也只好坐飞机。

同事们已经帮我们买好了飞机票和保险。保险是一定要买的，而且证明要随身带着。还要付15元的机场费，不然也不让进。真是岂有此理。后来我想，京城到底是京城吧。可当我妻子从成都飞回来时，她除了要买人生保险，还得给行李买保险（一件五元）。那儿的机场建修费是30元，最后又要付45元的“附加服务费”。什么“附加服务费”嘛？不过又是一出“巧立名目，横征暴敛”。

难怪有些老人关照我说：“不要留下来，政府和1949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腐败。我们很快要遭殃了。”我相信老人们的经验，但我也想指出，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现在并没有一支百万雄师伏在延安企图夺取政权。所以，继续改革的机会还是有的，中国也许最终能克服过渡时期的困难而进入一个新纪元。他们总是摇头叹气。

有一位黄教授。当我得知他仍在写着研究各种问题的论文——从华北平原的干旱到广东工业化所造成的土壤浸蚀——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时，我很惊讶。“他多大了？”我问一位同事。“八十二吧？”我不能不在这儿美言几句，因为他的论文里有一些很值得年轻人考虑的观点。后来那位大约是他朋友的同事递给我一本他的工作的集子。书中有他的简历。三十年代早期，他跟随着丁文江博士。抗日战争期间，他开始着手计划中国的经济建设。他想，“如果中国战败，那我们就都完了；但如果中国生存下来，那我们就要发展经济。”从那时起他就献身于中国地理方面的问题研究，先是在国民政府，后来在共和国政府，最后进了中国科学院工作。他用八个字来总结他的一生：“不谋名利，锲而不舍”。我浏览了一遍他这六十年来的工作，可以说始终如一。

正好不久之前，有人问“中国的脊梁是什么？”我想，就是像黄教授这样的人吧。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中国和中国文化应该，而且能够，生存下去。

五、成都的亲人

弟弟带着妻儿到机场接我们，开着自己的小面包车。仅仅四年前，他还只有一辆改造的摩托车。他从一九八二年起“下海”，干起技术服务这一行，从给楼房装公用天线，修理电视，到给学校装修计算机房。看来过得不错。同时，他妻子在一家处境困难的国营自行车厂工作，现在只能拿到70%的基本工资，但她实际上在丈夫的私人企业里做事，不必去工厂上班。

父亲是一个退了休的工程师，每月退休金有五百元，包括算不清的五花八门的津贴补助。母亲也已退休，每月拿三百元。父亲退休后就过着清闲的日子，母亲却是一辈子也不曾闲过，不时地还找些奇怪的事做。

父亲原先的单位从一些工厂得到“原始股”并卖给退休的职工做为一项福利。头两次，父母没有买，担心“炒股票”风险太大。但当第三次单位又再卖时，这种“原始股”已很明显是一种出售国营财产的方式，所以父亲花五百元买了他的那一份。那是在九三年春节之前。仅仅三个月后，股票价值已猛涨到三千元。母亲觉得该脱手出售了。单位里负责出售股票的干部想以五千元的价钱买回这一笔股票，但母亲不再信任他，因为头两次单位出售股票时，他没有向退休的职工们解释清楚，结果自己从中大赚了一笔。母亲决定直接到工厂里去。工厂是在乐山，大约四个小时的车程。她上了火车，告诉父亲说当天会回来。在乐山，并没有正式的股票市场（成都也没有），但很多股票经纪人聚在一家茶楼里做他们的生意。比较各种价钱后，母亲决定找一个直接的购买者。那些经纪人相当友好，大约是被这个勇敢的老妇人感动了吧。于是其中的一个告诉她说，有一个买主几天前刚离开去了五通桥。母亲迅速地搭上一辆长途公共汽车，直奔五通桥，找到了那人，并以10.025元的价钱卖出。当她以胜利的姿态回到家时，全家人都已急坏了——她有三天不见踪影了！

我姐姐1967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如今在一间杀虫剂研究所工作。因为市场上主要都是进口的杀虫剂，他们现在处境困难。结果她的收入比她两个孩子的少得多。两个孩子都是近几年大学毕业的，一齐和他们父亲在一家石油化工研究所工作。三个高收入加上一个低收入，她的一家的生活水准大约在平均之上。

我另还有三个退休的亲戚。其中两个是夫妇，曾在中学教书。他们的收入低薄，津贴也很少。要是在几年前，他们还是可以通过在高考补习班里任教赚些额外的钱，但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了。更糟的是，他们的三个孩子都不比平均水平高：最小的为一家半官方的没有多少人买的报纸担任摄影记者；长女在一所大学里负责为穷学生供应课本；另一个儿子，一位年刚过四十的电工，打算早一点退休，因为他们工厂处境不妙，鼓动职工提早退休（男子45岁，女子40岁）。我在成都的所有亲戚中，数这一家的前途最为难测。

另一位已退休的亲戚原在小学里教音乐。现在她在那新买的漂亮公寓教钢琴。光教钢琴，她每月的收入就有五百元。她的小女儿一度是成都的一位流行歌曲歌星，每月可赚两千块，如今去了福州。她另有四个儿子，干得都不错。最大的那个负责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建筑企业，不仅度过了朱熔基提出的紧缩政策，甚至还扩大了经营。我问他怎么干的，他解释说：这项政策的矛头指向国营企业，而他们的企业，本质上是集体所有制。还有个好名字：“危房改建公司”，虽然他们实际上做的是房产整修。所以他们避开了压力，并且在其他同行企业受到打击时挣得更多的生意。这位母亲的孩子们都很孝顺，可以说，在我的亲戚中，她是最快乐的一个。

总的来说，成都人的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食物的供应充足。豌豆尖是七毛钱一斤，柚子是两三元一个。又有很多过去同季不曾有的菠萝和香蕉。重庆火锅已成功地占据了成都市场。当我的外甥们讨论去哪里吃喝时，我听到：“过去的三家老妈中，一家搬走了，另两家不怎么样。”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姐姐便解释说：“‘皇城老妈火锅’是个火锅连锁店。我们管它叫‘老妈火锅’或更简单的‘老妈’。”一个城角可以有三家“老妈”，可以想像这“火锅侵略”的规模了。

除了食物供应，成都在住宅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几乎我所有的亲戚已经买了自己的住房。拥有自己的地产对人有一定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于未来的变化担心较少。管子在两千五百年前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此话在今天也不假。住宅通过两种方法出售。一种是出售财产拥有权，另一种是出售住宅使用权——使用者不可将这种权力转卖给第三者，但是可以传给子女或卖回给原来的主人（公家）。用第二种方法买住宅花钱少得多，但买主如果不能完全拥有财产，对将来就不那么有信心。其实，居民们无法选择买房的方式，全由单位决定。

城市交通仍然是一团糟，不同的是有了更多的行人、汽车、摩托车，而不再有那么多的自行车。小巴士和出租车，加上传统的公共汽车、电车、三轮车，现在的交通更方便了。三轮车的价钱比我印象中的十年前涨了十倍，如果三四个人一齐坐，几乎和叫出租车一样贵。

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回国的人面前，人们的胸膛也挺起来了。过去有一个年轻的学生回到家乡，娶了一位美丽的县中学女教师。他说他能在美国轻而易举地找到个金发女郎，但他决定“把一个家乡姑娘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他的故事已成为地方上的笑谈。

我一直认为在一所典型住宅中，29寸的大彩电放不下，但家家户户都还是想要一台。在成都的为归国人员设的“免税服务店”里，根本没有小于25寸的电视机。最好的29寸电视价值1800美元，次一点要900美元。因为在海外每半年就可以免税买一“大件”，我已经积累了可免税买八台29寸电视的定额。可惜价钱对我来说还是太贵了（我还在想着花300美元买一台电视机呢）。另一种“大件”是小汽车。有人建议我卖掉定额（属不合法交易），再“名义上”地拥有一辆小汽车，但我没有去试。

因为要在二月十五日之前赶回北京，所以我必须在十三日坐上火车，或十四日坐上飞机。我估计两条路都很难买到票，所以就叫弟弟帮忙。他找到一位秦女士，她说不难办，十三号那天直接把我带到火车站就可以了。她曾经是一个在我母亲单位门前卖菜的村姑，后来加入了我弟弟的私人企业，最后又干自己的了。如今她开着两间磨坊，每间有职工十几个。有了她的诺言，我简单地打好行李准备北上，而妻子便留在家中搓麻将。

六、火车上

车站是新修的，不再是我熟悉了多年的那一个，但仍像过去一样的拥挤。小秦到车站里去找她的关系，半小时后，拿着一张合我意的卧铺下铺车票回来。总价是140元，包括好几张小面价的收据，其中一张写着“车站修建费”。车票本身是125元。

我惊讶地发现卧铺车厢很空。直到火车启动了，我对面的下铺仍然空着。早先听说乘务员故意留着一些卧铺票，以备在中途以更高价卖给乘客，他们便可将额外收入揣进自己腰包。但是由于近来的突击检查，情况不同了。有位乘客甚至排队买到了卧铺票。

享受着宽畅的空间，我开始为即将来临的讲课做准备。不巧，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此时跑来占住那空铺。那男孩活泼而又吵闹，两个女人（一个大约三十岁，另一个年轻些）也非常话多。她俩是姐妹，可是那男孩叫那姐姐“妈妈”，那妹妹“姑”而不是“姨”。年长的女人似乎很得意别人的迷惑，解释说，那男孩实际上是她哥哥的儿子。男孩真正的母亲“下海”之后发了财，然后一脚踹开她丈夫，和另一个人结婚去了。失去父母的男孩此后便跟着这位姑妈过，并唤她做“妈妈”。仅仅半个小时前，姐妹俩决定带着孩子去家乡辽宁看他的爸爸。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能买到票？”我们惊讶了。“哦，不，我们不需要车票。我们是在铁路上长大的，到处都有熟人。”她们骄傲地宣布着。“但要想弄到卧铺就不同了，我们需要一张硬座车票去补票。——有哪一位帮个忙，到硬座车厢去借张车票？”一个好心的乘客到他朋友那里，带回一张硬座车票。那位姐姐便到总乘务员那儿花60块钱补了张卧铺票。

闲聊中，我们得知姐妹俩都从电视成人大学毕业，如今在曾是成都有名的“五冶”上班。姐姐每月赚三百元，妹妹凭更多的奖金每月四百。“这样的收入够么？”“说得过去，”她们答，“但是要想买‘大件’就要别人帮忙了。”

晚上九点，广播里说没有卧铺票的乘客必须离开卧铺车箱。车箱顶上的灯全部熄掉了。姐妹俩挤在一张卧铺上，那男孩睡在我的床上，我则在一旁喝着四川酒。突然间，四五个男人晃着电筒直奔那两个女人。

“你们两个，”总乘务员命令道，“把票拿出来。”姐姐掏出仅有的一张票，喃喃地解释着。“不行！她必须离开车箱。跟我们来。”妹妹试图解释，没有用，只好跟了出去。

他们走后，我忍不住担心起来，因为那妹妹连一张硬座票都没有。“别担心，你妹妹不会有麻烦的。”我说。“担心？担什么心？”她笑道，“你以为总乘务员不认识我们啊？”我瞪着她说不出话来。“他认识我们的，装着不认识罢了，因为他们当中一定有会打小报告的。等会儿没事了，我妹一定就回来。”果然，妹妹一个小时后回来了，而且总乘务员告诉她，过了半夜，会有另一张卧铺空出来，她可以到那儿睡个好觉。

火车上的开水供应很正常。四年前，每到吃饭的时候，开水供应就会中断，这样乘客们就只好买车上的饭菜，而不能泡方便面吃了。这一次好像没有这样的故意中断。我又跑到硬座车厢找开水，那里也不像我预料中的那么拥挤。

可那是二月十三、四日。几天后我妻子要去北京与我会合时，正逢“川军出川”的高潮。每天都有五到七万乘客挤在成都火车站前。武警被派来维持秩序。排队的人一定要紧
紧抓着前面的人，“长龙”才不会被冲断。

小秦一时也没办法通过关系弄到车票了，因为高潮期间管得很紧。所以我全家花了一整星期找人帮忙买飞机票或火车票。终于一个朋友从一所大学里搞到一张介绍信，信中说：“第五届人大代表，我们学校的某某同志，将赴北京参加第五届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有这样一封盖着公印的信，我妻子终于买到一张飞机票。

后来我忍不住地跟她开玩笑说：“你现在是人大代表了，正是一脚把我踹开的良机啊。”在我看来，随着迅速的社会变动，离婚现像越来越普遍了。有一天我在办公，走进一个人说：“你大概不认识我吧。”我却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但实在想不起来了。“我是某某，”他自我介绍说。啊，是了，他曾是所里面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大约由于他是某位重要国家领导人的女婿，他很少在所里露面。他接着说他近几年很不如意。先是“下海”后一无所获，回到所里却又没了职位。后来他妻子又跟他离了。“离婚了？你们多大年纪了？”“都过了五十。”他1960年以全优的成绩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所以他现在想在我的项目中帮个忙。“欢迎您，”我衷心地希望这样一个资深的北大毕业生能帮助我们，特别在有了那样痛苦的经历之后。可是最近我的同事们否决了我的决定。（这件事对“爱弟”应该有所启发，不要轻易地放弃他的物理专业。）

七、一次不成功的采访

我估计没有多少读者对我在北京的讲课，或是研究资金的分配感兴趣。所以我再次到北京之后的经历中，只有几件事好讲。一件就是我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设了电子通信帐号，不过这种经验已不再新鲜，可以去参看CND最近的一期CINETL。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我同意了学术交流信息中心（AEIC）和SOS中国教育基金会的朋友们，为他们在推动中国的科学教育方面所做的成绩做些宣传。只是我一直太忙，直到二月底才完成我的诺言。

同事们要我接受记者的采访，提高我们研究项目的知名度。我在这方面实在是糟糕透顶，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我知道过去有些采访报道中对我有夸张的描述，但那不是我的责任；如果这些夸张的话出自我的口，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转念一想，或许这是让家乡人民了解我那些SOS和AEIC的朋友们的最简单的法子吧，于是我答应试一试。

由于时间紧，能找到的是《光明日报》的一位和善的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看了他的名片，我略感失望：《光明日报》国内政治部负责人——为什么是“国内政治”？应该是科学教育部呀。

几轮交谈后，很明显的他是想把我描写成一位爱国的、勤奋刻苦的科学家。但我既不是爱国斗士，也不刻苦，所以我坦白地告诉他，有没有绿卡实在是个人的选择。我自己没有申请绿卡，原因很简单：第一，我答应要回到所里工作；有了这个许诺，所里既没有收回我的住房，也没有将我除名。第二，社会上对年轻的海外学者有压力，认为没有绿卡的人无能，而以我的年龄不会有这种压力。（我希望记者能向公众说明，不要根据有没有绿卡来划分海外的学人：没有绿卡，既不能表明爱国，也不表示无能。）第三，绿卡对我实在没有什么用。所以我选择不申请绿卡是很自然的。

我试图进一步地解释我的观点。我告诉他，很多海外学者捐款救济国内的水灾；SOS的志愿工作者筹集资金以帮助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孩子；AEIC的志愿者为国内与海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做了很多事；CND的志愿者努力工作，每天把与中国有关的客观、公正的新闻和信息传播给数以万计的读者——许多这些志愿者每天要在正常的工作学习之外多花五到七个钟头，而不得到任何金钱上的报酬。我告诉他，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不管他们有没有绿卡。

当记者把他的初稿送到我手上时，标题是“一个书呆子……”。没有任何有关SOS、AEIC和CND的报道，还有些我的话被完全弄反了。原来那次采访就好像两个聋子之间的会谈。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说，我大概只好扮成个书呆子。但是不提SOS、AEIC和CND，这次采访对我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们过去的几次会谈都是零散的，所以我整理了几段文字，要求一定要把这几段加入报道中，否则还不如不登。据我的一位同事说，那位记者在电话中同意了。

可是直到我离开时，我仍没有看到报道的第二稿。我嘱咐妻子，如果有什么东西上了报，无论如何要传真一份给我看，我就可以向SOS和AEIC的朋友们交差了。

五月三日，我收到妻子的来信。她说，《光明日报》在四月二十日的头版登了那篇报道，题目是“洋博士的爱国心”。据她说，文章写得一塌糊涂，所以她忍住了不传真给我，生怕我会心脏病发作。所以我只能对SOS和AEIC的朋友们说声道歉了，因为我仍然不知道我的那些话有没有传出去——也许没有吧。

由于我将很忙，最好就在这里打住。感谢你们读到这儿，也感谢那些来电子信鼓励我坚持到底的朋友们。

一九九四年五月五日完稿　＜lix@crsa.bu.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