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与民间都把起源于黄河流域作为古老文明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正统。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考古学的日益发展，考古专家们陆续在我国长江流域发现了三星堆、良渚、石家河等重要文化遗址，使得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从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文物有着明显区别于传统中华文明的独特与神秘气质，而从遗址出土的许多陶器、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文物又与处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以及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古老文化圈具有一致性，这又表明了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属性。时至今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思想理论已然成为了学界的基本共识。

青铜纵目面具

回看民间，由于普通民众对文博信息的关注度、摄入量与更新频率都不高，加上从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昭示着辉煌灿烂古蜀文明的，迄今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国内现存年代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以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等造型奇特、大气恢宏、内涵丰富的古蜀王国杰作，确实与民间大众传统印象中的中华文明历史古迹有着巨大差异（三星堆文化遗址与处于黄河流域的传统中华文明文化遗址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恰好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再加上网络时代流量资本的介入，这就使得那些将三星堆文化遗址与“外星人”、“西方文明”等内容相关联的自媒体网文，在民间大众里极具话题市场。

青铜大立人像

这不，前段时间四川成都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了，直接搞出了一个大新闻，在主流媒体和其他各方媒体的合力报道之下，其相关新闻报道的话题量、阅读量、关注度，一直在网络上维持着火爆状态。在网络信息时代流量资本的推动下，一直以来不愠不火的三星堆博物馆在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的头一天就达到了最大游客承载量，创下历史新高。而我也禁不住话题的诱惑，利用清明小长假前的一个周末，错峰探秘了一趟“三星堆”博物馆。

这一趟下来，可谓是收获颇丰，除了集赞了满满一堆“文博知识”干货解答了内心中的些许疑问外，我还在与这些“外星人”对视的过程中，竟然萌生出了一丢丢新奇的“思货”，第一，从代表古蜀文明灿烂文化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为什么会如此精美怪异？第二，为什么古蜀文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第三，代表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化的消亡，当代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兴衰有什么启示？好吧，这期【明日阳光】的“思货”时间，我就主要分享以上三个问题，以史为鉴：

从代表古蜀文明灿烂文化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为什么会如此精美怪异？

三国里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而咱们从小到大的思政课老师们则告诉我们，怪事不决问历史，异事不决问古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早期的人类文明比较分散，生产力水平也较为低下与原始，自然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文明影响力还十分强大。这种自然环境对人类早期文明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早期人类社会多样化的文明形态上，通俗来讲就是因为文明的“出生点”不同，因而形成了诸如海洋文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山地丛林文明等多样化的早期人类文明形态，而不同的早期人类文明形态，会使得各文明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据此，我们根据三星堆文明遗址所身处的自然历史环境来进行分析，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神秘面纱也就被扯下了一大半。

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雄踞于中华西南大地上的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区域文明，按照《蜀王本纪》中的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同时据章樵注《蜀都赋》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按史家考证，这个古蜀先王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山高路险，生存条件十分艰辛，经过几代蜀王（柏灌、鱼凫）的发展与迁徙，为了整个氏族能够更好地安居乐业，古蜀国先民就从川西的丛山峻岭中沿江而下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而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应该就处于当时古蜀文明的区域中心。虽然古蜀文明最终进入到了成都平原，但由于其“出生地”是位于高山丛林之中，这就使其早期文明形态的形成带有着强烈的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的特点。并且，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古树、戴面具的青铜大立人、镶金面具、金杖、以及大量的玉璋、玉琮和象牙等文物，都是与古代文明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另外，在三星堆、金沙等代表古蜀王国的文明遗址中，至今都没有发现其专属古文字，这也更加表明原始宗教崇拜在古蜀文明中的重要社会联结作用，以及宗教祭祀活动在其文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金面具与金杖

    可以说，从文物古迹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三星堆文化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一个在古中华大地上宗教文化极具特色的一个区域文明。并且放眼全世界同一时期的高山、丛林与沙漠文明，例如南美的玛雅文明、古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及西亚的两河文明，在这样动、植物繁茂、自然环境相对较为恶劣的条件下，这类文明都衍化出了较同时期海洋文明、内陆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更有特点的宗教文化特色。这也就从另一个层面解答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具、古树等文物为何如此精美怪异，三星堆文化为何与处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等其他中华区域文化有着明显差异等问题。

明白了“三星堆”的“神秘”与古蜀文明之兴由何而来，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此灿烂辉煌、恢弘奇特的古蜀文明没有能够得到延续，相反却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萧何。在我看来，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灿烂古蜀文化，即兴于其极具特色的宗教文化特色，也没于其极具特色的宗教文化特色。换句话说，古蜀文明的恢弘奇特成于其文明的“出生点”，而没落败亡于其点错了“科技树”。

如果把从古至今的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比作登山，把不同的人类文明的登山者，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文明在曲折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路线蜿蜒向上，有的文明则爬着爬着就原地不动了，还有的文明爬错了方向，越走越偏，直到被困在某一个地方或者直接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早期的中华文明呈现于区域性的分散状态，彼此间的交流都比较少，一开始都是独立发展，但诸如石器、制陶、人工用火、种植业、金属冶炼，原始宗教崇拜等基本科技点不论是处于黄河流域、还是长江上、中、下游流域的早期区域性中华文明都会陆续点出来。但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文明之间交往频次的差异，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区域性文明的发展道路就呈现出不同的差异。

对于从崇山峻岭中走出的古蜀文明来讲，其出身就带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虽然最终走出了大山，进入了成都平原，但由于北近秦岭，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客观上仍然与较为平坦的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古老中华区域性文明保持着地理上的隔阂，面对与其他中华早期区域性文明交流所带来的生存与战争压力就总体来说小得多。当处于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早期中华区域性文明在文明交流过程中，都解锁了诸如发明文字、武器进化等科技点，彼此间开始互相征伐厮杀时，古蜀文明所身处的，相对比较封闭的成都平原地区则是另一番景象。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武器进化方面，因为缺少了不同文明交往间激烈战争与生存的压力，古蜀人的武器长期以来都未曾得到大力的发展。就拿古蜀后期文明与处在相同历史时期但已迈入夏商周朝代的华夏中原文明相比，华夏中原文明在交流碰撞中武器得到了进化与发展，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而从已有出土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文物中反观古蜀人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落后，仅有简单的石质武器。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同时期的夏、商、周中原文明都已经点出了“文字”的科技点，方便通过“书同文”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认同、社会组织与战争动员，反观古蜀文明，至今考古界都未发现其点出了“文字”的科技点，其社会组织的方式，仍然是较为原始的宗教崇拜，神权社会。

可以说，在中原文明忙着把青铜化为刀戈剑簇时，古蜀人却忙着把青铜冶炼成铜树与铜人，在中原文明忙着把金子化为金锭进行货币商品交换时，古蜀人却忙着把金子化成金杖与面具。显然古蜀人围绕着“宗教”科技点进行了疯狂的投入，虽然创造了供后世瞻仰惊叹的恢弘怪异、气势磅礴的宗教文化，但从根本上忘记了文明生产力进步的最根本需要，自行阻断了其文明不断进化的可能。可以想象的是，从此以后古蜀文明在生产力与科技领域逐渐落后于中华大地上的其他文明，等到古蜀文明的继承者在中华大地进入到春秋时期后，在面对代表中原地区当时生产力与科技水平最发达的秦国虎狼之师时（各种史书上都记载过秦灭巴蜀），可以说古蜀文明的后人毫无招架之功，一阵摧枯拉朽，被彻底送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如今的我们只能从历史书和各处文博遗址中来了解与追忆曾经灿烂辉煌的古蜀文化了。

以“三星堆”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其灿烂穷奇缘于孕育其文明诞生与发展的山川星河，但在其向前发展攀登途中点错了“科技树”，自绝其文明向前进化之路，在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黄河流域区域文明的交流碰撞中，仅成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其文化主体化作了历史的青烟。作为大中华区域性文明的攀登之路已然成为历史，但在其兴没的背后，也闪耀着历史的智慧光芒，指引着当代中国实现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前进之路。

01

古蜀文明的兴没告诉我们：拥有一个世俗化的主体民族是现代国家民族能够开启现代化最基础的“敲门砖”。

诸如中华古蜀、南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以及非洲大陆的古埃及等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足以经证明，纵使他们在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宗教神权等领域取得过巨大的成绩，形成了足以彪炳史册的灿烂文明。但在人类文明不断交流碰撞的历史长河中，生存与发展永远是每个文明的第一要务，文明间的冲突首先比拼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假如一个文明在早期发展的过程中过于强调“仰望星空”，而忽视了“脚踏实地”的发展生产力，其历史的结局对于生产力落后的文明来说总是悲伤与残酷的。就像《三体》里所说“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

特别是当人类文明步入近现代后，宗教与神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其作用与功能更多地是被圈定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范围内，对内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对外发挥着意识形态斗争阵地的功能。而且现实也充分表明，在当今人类文明中领跑的国家与民族，其主体民族也基本上都是世俗民族（本文暂且只讨论东方中华民族和西方部分民族，主要还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犹太人民族）。

这里首先看我们的中华民族，是被全球公认的、显而易见的世俗民族，从夏商周朝代一直到如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宗教神权最多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历朝历代都没出现过以宗教神权为主体的政权国家。尽管我们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一些宗教文化因素，但它基本上都只是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追求与价值标准，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绝大多数平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当今中国的政治上层建筑了。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一些历朝历代的普通老百姓会信佛教或者道教，甚至包括当代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受到所谓的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但只要稍微仔细观察和区分后就会发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普通老百姓不论拜的哪一路神仙，都是在与“神灵”进行利益交换，其本质的关注点仍然落在此岸的世界中，从古至今在绝大多数的中华儿女的脑海中从未形成过西方宗教信仰中所提的“彼岸世界”概念。因此，可以说东方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世俗民族。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礼教都是与传统佳节、婚丧嫁娶、升学搬迁等世俗文化紧密相关

说完了全世界都公认的东方世俗中华文明，那么就要说一说看起来不那么世俗，看起来宗教信仰氛围挺浓厚的西方文明了。诚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基督教文化对整个西方文明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历史上，西方文明曾经有过一段宗教神权上升到国家政治体制的历史时期，就是西方历史中常说的被封建神权统治的黑暗中世纪。而随着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解开了宗教神权对欧洲人民思想的束缚。再到后来，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逐渐走上欧洲历史舞台中央，欧洲启蒙运动的开展，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欧洲产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逐渐代替了腐朽落后的宗教神权观念。可以说，从那时起近现代西方文明就彻底摆脱了宗教神权的统治，但同时也给基督教文化留有了一块专属的彼岸世界。时至今日，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从民众数量和范围上看，其国家民族的文化内核仍然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但真正掌控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新闻舆论等社会主要结构话语权和控制权的，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犹太人文明。而这两个民族和文明虽然也保留了宗教信仰的彼岸世界，但在其所代表的国家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中，其依靠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式，收割世界财富，挥舞世界霸权，展现出了极其功利世俗的国家与民族形象。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信息平权时代的到来，我们也能够更加全面、真实的看到大洋彼岸美国社会的样子。在当代美国社会中，越是处于精英阶层的人群越缺少纯正的宗教信仰，相反在美国中、底层社会的人群中，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数较多。

可以说，当今世界领跑的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都用他们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最清楚的道理，宗教与神权确实与人类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要开一家现代化的企业或工厂，结果你雇佣了一批一天到晚都要进行各种宗教礼仪与仪式的古蜀先民，你还没办法用现代化的逻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还不会感谢你给他们发了薪水，甚至都不在乎发了多少薪水，他们要感谢的只有神山神树，钱多钱少也只认为“这一切都是神明的旨意”。而且更不用指望被宗教神权束缚的民族，能够在科技创新上有所建树，因为人类历史上所有有关物理、数学、化学、建筑、机械、软件等近现代科技成果，都来自于世俗的人或者民族。因此，我们说拥有一个世俗化的主体民族是现代国家民族能够开启现代化最基础的“敲门砖”。

02

古蜀文明的兴没告诉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是现代国家民族能够持续推进现代化最可靠的“动力源”。

从前面我们探讨的以三星堆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最终可能因为点错了“科技点”的原因，最终在与其他文明碰撞交锋的过程中化作历史古迹的推论中，我们知道了：对于一个早期人类文明来讲点错科技树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又譬如，当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只用了200多人的近代早期火器军队，就彻底摧毁了还处于石器、青铜器时代美洲土著的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

当然，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历程中，除了有诸如古蜀文明、玛雅、印加和阿兹特克文明，早期点错“科技点”的情况存在外，也有一些文明虽然平稳度过了前期发展，但由于不重视科技创新，生产力水平如逆水行舟般，不进则退。在人类文明竞相攀登的决斗场中，轻则国家与民族遭遇深重苦难，重则化为历史的尘埃。不说别人，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就吃过科技创新落后的亏，我们民族用自身近现代惨痛的经历明白了科技创新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与兴衰。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点亮未来

所以，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之中，我们国家与民族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和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需求从未像现在这般强烈，我们更要清楚地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的深刻意义，不论是早期中华古蜀文明的衰亡，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的苦难都告诉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才是现代国家民族能够持续推进现代化最可靠的“动力源”。

03

古蜀文明的兴没告诉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是现代国家民族能够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交锋中推进现代化最坚定的“压舱石”。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追求与文化脉络。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三星堆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除了将古蜀人创造的精美绝伦、恢弘神秘的古蜀文化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外。更重要的是其相关考古成果，成为了早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展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早期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

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人类文明文化，在其文化形成的早期历史发展中，就展现出自身比较注重通过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点，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明，并进一步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的重要特点。古中华大地上的以三星堆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虽然前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历史，虽然产生了一些具有自身区域性特色的文化，但由于没有点出“文字”这一科技点，使得自身在面对早期文明的碰撞与兼并时，即缺少了短时间内有效传递信息、高效开展社会动员的工具，更为惋惜的是让其自身历史文化的塑造与延续缺少了一个稳定的传播载体，最后只能融入在中华民族的大集体之中，完成了其在古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文明交流碰撞过程中的历史归宿，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注入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