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电子科大报2006年707期文章
1957年元旦前夕，我妻子和一岁半的小女儿婀拉终于来到成都。他们乘火车从莫斯科到达北京，然后乘飞机往太原、西安、重庆到达成都，我的生活变得正常起来。
1957年2月初，莫斯科动力学院召我回莫斯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我到中国之前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术委员会博士论文的审查。答辩是在 1957年2月15日进行的，很顺利。然后，我立即返回成都，我从莫斯科动力学院随身携带了一批成电还没有的新仪器。这些仪器在成电今后的发展中是十分需要的。我现在可以承认，当时从苏联携这些仪器是没有得到任何允许的，因为没有时间办理这些手续，幸好在依尔库斯克海关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当时认为依尔库斯克是莫斯科——北京的航空班机的国界）。
我回到成都后，恢复了所有的讲课和答疑。在我回国期间，又来函一批将同我一起工作的进修人员，当时成电的主要任务是一切走上正规，来了不少设备。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研究生、工业界的合作
在这篇文章里，可以不写我们同研究生、教师和进修人员开展的详细的学术活动和具体的工作。但必须说的是，这些工作同当时最新型的超高频器件紧密相关的。这些器件包括速调管，研控管，行波管以及气体放电超高频器件，热敏电阻、半导体超高频二极管。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关苏联发展雷达过程中，在这领域所积累的积研教学经验，其中也包括莫斯科动力学院的经验。当时，我们还考虑了其它国家，首先是美国的成就。我们还努力最大限度的照顾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和传统。
当时，我坚持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必须立即创建和考虑教学过程和工业界以及国防实际任务的联系，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尽最大可能使理论、和计算同电子器件工艺和结构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从莫斯科运来的仪器，技术文件和成套的工业图纸。很有趣的是，这些图纸不仅用于成电的教学过程中，还直接在中国已建成的工厂（776、774、772）中得到应用。据我们所知，这使得在苏联电子工部正式移交中国工艺文件前，就已经加速了某些器件的生产。
在所有的苏联高等工业院校中，大学生的生产实习起了很大作用。生产实习是在三年级或四年级后进行（当时苏联高校是五年制）。我们在1957年夏天就开展了类似的实习。为此，我同王祖喜、刘盛纲、孙诗瑛和5个研究生先到了北京的工厂，然后又到了南京的工厂。研究生们在那里熟悉了电真空器件的研发和生产过程，每个人完成了单独的解决生产中急需的任务的方案。
后来，这批研究生在成都完成了毕业论文。1958年5月进行了这些论文的公开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学院领导、系和教研室领导组成。新校长谢立惠教授也出席了答辩会。
刘盛纲是按特别的单独计划完成的学术工作。他的工作是关于新型宽带波导气体放电开关器（微波双工器）理论和实验研究。当时在中国尚没有副博士论文答辩系统。但是中国高等教育部为了刘盛纲，首次允许按照苏联进行副博士答辩的方式开展这项答辩工作。我必须说明的是，刘盛纲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答辩是在1958年5月8日举行的，来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在成都新建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所有出席人员对刘盛纲发表的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提交的论文有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是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的。答辩委员会进行了秘密投票，刘盛纲以全票被授予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这一学位同世界其它各国的Ph.D学位是相应的。
离开后重回成电
我在成电工作的两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亲自目睹了一个大学术集体的出现，这一学术集体开始成功地培养电真空器件和无线电工程新领域的工程师。成电的教师们不仅开始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已开始出售某些超高频设备的商业产品。这些设备是在成电所属专用车间生产的。成电的建筑物以高速在建设中，从而保证了教学、有前景科研活动的需要。并考虑到科研的前景和扩展应用及进一步的发展。
在初期阶段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均被成功克服。所有这些都证明，当时决定成电创建和发展超高频电子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超高频电子学教研室和电真空技术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超高频方面的工作已不只局限于厘米波段，已进入毫米波段。出版了超高频电子学的教材，以上、下两卷的形式大量印刷，成为中国所有有关高校的教材。
由于我在中国工作取得的成果，我得到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名义向我颁发的最高奖赏——中苏友谊章，这枚章我保存至今。
在离开中国回国前，我有两个感觉。首先是高兴，在完成受托任务后，我和妻子、小女儿在同苏联朋友、同事和亲人要人分离两年后终于可以回到祖国，回到莫斯科了。第二个感觉是遗憾，我不得不和如此好的集体、出色的人们、同中国分别了。在这两年中，中国几乎成为我们的祖国了。但是我们相信，成电将会成功的延续从1956—1958年开始的工作，实际上正是如此。
回首往事，我不仅想用美好的语言回忆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中国同事和领导，还想到我第3个翻译董永昇给予我们的帮助。他不仅是教学、科研翻译，是日常生活方面的翻译。我们家遇到的困难是，当时，我们的女儿很小（1955年5月16日出生），董永昇经常帮助我夫人去找中国医生、买菜和处理其它生活方面的事宜。我还要回忆起懂俄文又帮助过我们的中国同事——刘发栋和李苏娅，我们记住了他们和很多其它中国朋友。
我回到莫斯科后，又继续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工作，而我夫人在莫斯科大学工作。我同很多被派谴到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其中有贾续彪、周充东、陈忠英、陈胡如、刘全如、金钟、罗衣林。他们回到中国后，和其它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生都成为中国不同城市的专家、学者，并出色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李慎成为莫斯科大学的研究生，他在莫大物理系同我夫人相识。
李慎完成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回到中国，成为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当他做为代表团成员重返莫斯科时，我们同他多次相遇。我们同张开华教授也建立了良好地联系和友谊，他在发展电子科大和俄罗斯的友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同中国科学院刘盛纲院士一直保持着联系和特殊友谊，他是世界级的学者，并多年担任过电子科大校长。
在1990年和1995年，我同夫人又回到成都，并为成都的变化，为中国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2006年，我们向电子科大所有师生，我们的老朋友刘盛纲、顾德仁、刘树杞、张其劭、关本康以及李慎教授、张开华教授和许多其他更年青的朋友，热烈祝贺电子科大50年校庆。
祝愿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2006年6月于莫斯科）
